作者简历
作者近影
潘士弘，笔名亦远。1946年生，1965年高中毕业，因海外关系高考落榜，成为北京海淀区花园村小学的教师。赶上四清和文革，种过地，当过装卸工，下过小煤窑。1973年被批准赴美。1979年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获统计硕士。曾在硅谷工作，以后在加拿大工程咨询公司从事信息工作。 现已退休，生活在加拿大落基山下。
写反动标语的孩子
那是1968年秋天，我刚刚从牛棚里被解放出来，担任小学二年级的班主任，那帮孩子虽说是二年级，其实刚入学没两个月。学生只上半天课，在上午。下午不上课，放学回家，时间留给老师政治学习。这天中午，我照例在办公室睡午觉，不睡足了，是应付不了下午和晚上十来个小时的政治学习。我正在朦胧间，就听王老师高一声低一声的叫我。听那焦急的嗓音，不象是学生打架打破头或偶尔家长来访的小事，我只好起来应门。一开门，王老师一个箭步冲了进来："潘老师，快，快，你们班出了反动标语了。" 轰一下子，我的脑子像炸开一样：天天怕，天天提心吊胆，怎么就偏偏发生在我的班上呢?"你快去看看！"王老师见我呆在那里，顺手推了一把："我要去报警。"说着向解放军工人宣传队办公室跑去。我三步并成两步跑到楼下，军代表老刘已在那里了。一见他，我不由发起抖来："怎……怎……么了? 反动标语? "老刘处理这类事是充满阶级斗争经验的。他先扫了我一眼："你进去看看，很恶毒。"我战战兢兢走进教室。教室里除了窗户玻璃早就砸毁了之外，桌椅还很整齐，黑板也擦了。工宣队长老许坐在一把小学生椅子上，指着对面课桌说："在这儿。"我侧过头一看，果然课桌侧面用白粉笔写着："打倒XXX"，还在“XXX”三个字上按当时流行的方式打了个红叉。看字迹就知道是孩子写的。"认得出吗?"老许问。我摇摇头，那时学生根本不交作业，我看不出是谁写的。当时我的脑子里立刻盘算上了。不是盘算别的，是盘算我那几根粉笔，至少那天我没用红粉笔。再说我每天下课时全把粉笔头一根根捡回来，生怕孩子拿去瞎画乱写惹事。我出身不好，有海外关系，是经受不了这样的考验的。查出来也未必可以解脱，查不出来就更不好解说了，甚至有可能被怀疑是阶级报复，教唆小学生书写反动标语。正当我胡思乱想之际，小王，军代表老刘，革命委员会吕主任和尚副主任全进来了。我连忙站过去一点，指指那个课桌说："在这里。" 吕主任也是先扫了我一眼："你把教室全检查过了吗?""还没有，我也是刚到，我正在午睡，是王老师告诉我的。我来时许师傅已经在现场了。"我一面表白自己，一面和小王把每个课桌，每把椅子全仔细检查一遍。接着又按常规查教室的墙，这也是反动标语经常出没的地方。这次还好，什么也没有。当我把目光扫向黑板，天呀，黑板上隐隐约约四个大字："打倒李进"。大约是用湿布写的，现在干了，不经意看不出来。我连忙对军代表老刘说："黑板上有幅标语，您看到了吗?"一下子十二只眼睛全对准黑板。"真的，是有字呢。"老许喊。他是文盲，不识几个字。"打倒李进"，老刘大声读出来。吕主任听了，脸全吓白了，老刘怎么敢读呢?"不过……"我吞吞吐吐又想说点，但又不知道是说好还是不说好。"江青同志也叫李进，主席不是有'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吗?""啊！"老刘一下脸红了。不过他马上镇静过来，用格外斩钉截铁的口吻吩咐道："这是阶级敌人有意识、有目的的猖狂活动。这两副反动标语不简单。我们要揪出黑后台。我们要本着对毛主席的无限忠诚，全力投入破案工作！"说着他不由自主地对墙上的毛主席像行了注目礼。我听了这话，心里全凉了，也机械地冲着毛主席像站正，在场的人无不感受到压力。大家抬头所见却是毛主席红光满面，微笑地看着一个看不见的位置。正在这沉重之时，窗外学生喊成一片："来了，来了，公安局的来了。"随着摩托车的马达声，几十个学生窜到窗户上向教室外张望。老许以工人师傅的身份，连忙吆喝学生下去。但这时谁的话也不灵了。这么大的热闹怎能不看?两个警察推门而入，一个脖子上还挂着俄国双镜头照相机。吕主任迎上去："现在才发现两条反动标语，一幅在课桌上，一幅在黑板上。"只见那个警察，一言不发，举起照相机就拍。刚拍了张，想想说："不成，光线太暗，要把课桌转过来，冲外会亮一点。"要知道那时警察的照相机也没配闪光灯。这可怎么成呢?窗外全是学生，把课桌转过来，他们不是全看见了? 这叫扩散反革命宣传，谁担当的起?于是老许带头，吕主任，尚副主任，小王和我一起冲到窗前，连推带叫，要赶学生下去。我大声说："这是阶级斗争，不是什么好看的，全给我下去！" 我要好好表现一下自己。可学生也会讲："我们也要参加阶级斗争，保卫毛主席是我们红小兵的神圣职责。我就不下去，看你他妈的怎么办!" 警察也无计可施了，只好摆摆手说："先照另一张。""另一张在黑板上，你们看见了吗?"我尽力小声说。警察眯起眼睛看了半天，总算看见了，连忙举起照相机。看来他们熟悉李进是何许人物的。这下窗外学生可轰动了："快来看那，黑板上有密码，是他娘的苏修狗特务写的。"我们这些搞教育的，大敌当前，政治第一，可不能去抓业务了，对于小学生这些骂人的粗口，也只能充耳不闻。警察们忙了一气，说那水印太浅，恐怕是没法照下来。不过叫我们把课桌用纸包好搬到革委会去拍照。于是老许留在教室看住"打倒李进"，我则把"打倒毛主席"的课桌用纸包严实，和小王小心翼翼地捧着，和捧神柱一样把那张课桌捧到革委会去了。照完像，公安局来的警察向分局打了个电话就匆匆走了，说是要赶去另一个学校拍照。他们开的是挎斗摩托，在那个年代是非常引人注目的，说明当时公安系统对这种层出不穷的 “反动标语”是不敢掉以轻心的。送走警察，我们学习了几段毛主席语录后，开始讨论如何破案。我这时多少镇定了一点，也想出点门路来了："今天是星期三，第三组作卫生值日。第三组的组长就是李进。我建议把他们全找回来核对笔迹。""好，"吕主任发话了："多找几个教师去，骑车快去，把孩子们全接回来。但什么也不要讲。""那当然。"我把红宝书往衣服兜里一放，站起来就奔教研室去。教研室里的老师全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全装着不知道，正在'天天读'。这本来是雷打不动的功课。但保卫毛主席肯定比学毛主席著作重要，所以我敢对组长要求停止学习，全体出动。其实“天天读”时找人帮忙是最受欢迎的，否则这一个小时是很难打发过去的。我话音未落，好几名老师已站在教研室门口了。不出半小时，九个孩子全找来了。吕主任、尚副主任、工人宣传队队长老金、许师傅、军代表老刘和我把孩子们带到楼上的一间教室，大门一关，我就开始胡说八道上了："今天大扫除做得很好，谁擦的黑板呀?"郭红军是个很秀气的男孩子，顽皮得要命。他回答说："我用水擦的。"组长李进马上揭发了："他图省事，不肯用水擦，我说了他好几次，还念语录给他听，他才擦的，还在黑板上写打倒我。""写了。"他回答的到干脆："谁叫她说我有私不斗，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呢！""好了，我们全要斗私批修，各自多作自我批评。"我接过来说。八岁的孩子全满嘴毛泽东最高指示，我当然不能落后，我说："我们全有私字，这是刘少奇的流毒，要狠斗私字一闪念。大扫除做得好，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所以我发你们每人一张纸，大家全写，全写打倒刘少奇，毛主席万岁。写完写上自己的名字，交给我。"每逢我说打倒，总要说慢一点，尤其是毛主席、刘少奇，席奇压韵，稍不留神，就会说成 “打倒毛主席，保卫刘少奇”，出大漏子。而且奇怪得很，越怕说错，越说错，为这个口误被打被抓甚至丧命的时有所闻，绝不是三个两个。我这时比较紧张，正是危险期。孩子一动笔，我就看出那条反动标语是小个子于立功写的，因为"席"字的笔画错得一模一样。我不由松了一口气。但看这孩子，却是那么胸有成竹，丝毫不慌。其实孩子们全知道这是在对笔迹，那年头哪个孩子不懂这个？但我不能讲破。告诉学生有反动标语就是扩散反动影响，罪名也不小呢。如果查不出来，我就要背黑锅了。我悄悄对吕主任一说，她连忙请示军代表老刘。老刘略一沉思对我讲："把他留下，别人全放回家。"待其他孩子一走，我们六个大人的脸马上变了："于立功你今天中午干什么来了?"于立功站了起来，向上望着我们，眼皮一眨不眨："我写反动标语来了。""那你为什么攻击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伟大导师毛主席?" 我大声疾呼，在军代表面前，我必须澄清自己。"那你为什么这么做，谁叫你干的? 你是孩子，我们要找后台，你反戈一击有功。" 我的口气缓和了一些，怕逼急了这孩子反咬我一口。这时派出所又来了个警察。他肥头大耳，手里拿一个办案的本子。"你快讲，不然警察把你带走。"我吓唬他。警察就不客气了，挥起巨掌，直朝于立功的后心打去，孩子一个趔趄，还没站稳，警察又是一脚，把孩子踢翻在地。我想说什么。嘴唇抖动了一下，却没敢出声。抬头一看，军代表，工宣队和革委会的领导们全走了。"你他妈的小反革命，你向毛主席请罪去。"警察一把揪起孩子。我清清楚楚看见血从孩子嘴角流出来，淡淡的一缕。刹那间，我有一点惭愧。于立功好像一点也不怕，他眼睛里冲出愤怒的火光，对着警察说："你还打人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怎么学的?" 那神情，那口气，全然不像一个八岁的孩子。警察可不含糊，又是一巨掌把孩子打翻在地："不打好人，打你小反革命，你他妈的给我请罪去。" 孩子毫不示弱，一面被拖着一面喊："毛主席还说不虐待俘虏呢！" 警察只好装着听不见。这个学生是我平时最不喜欢的，他个子小，一脸狡猾的样子。我觉得他就和耗子一样讨厌，他老是无事生非。但那天，他可是出乎我的意外，竟然那么倔强。我隐隐觉得自愧不如。军宣队立刻通知304医院。于立功的父亲于为民在那里工作，听说是个营级干部，而我们军代表老刘顶多是个副排长。于为民在当时小有名气，是全军学毛选积极分子，据说在《解放军报》上发表过学习毛选的讲用文章。所谓讲用，就是根据林彪的指示，宣讲个人如何通过学习毛泽东的著作批判自己的自私念头和为国家集体做了什么好事。在当时那个年代讲用是每个人必练的功夫。而写作或嘴皮功夫好的又能得到领导赏识的就成为学毛选积极分子。当然学毛选积极分子也包括克己奉公的好干部。半小时之后于为民来了。我以前没见过他。他长得和他儿子一个模样，只不过放大了几倍，嘴上有几根稀疏胡子，活像京剧《十五贯》里的娄阿鼠。但那年头只要披上绿军装，就令人觉得威风八面，不敢小看。他们父子俩的名字也真有趣，肯定是文革中改的。父亲叫为民，当然是为人民服务的意思；儿子叫立功，是为人民立新功的意思，全是从毛泽东语录上集汇下来的。但这样一用，就好像他生了个儿子就是为民立功了。当他在革委会坐下来，听清儿子闯下这么个大祸，他的汗立刻下来了，军帽也在手中揉搓着。他颤抖地申诉如何对孩子进行三忠于四无限[1]的教育，如何每天领着全家作早请示晚汇报[2]。他特别强调在家一日三餐前还要跳忠字舞，这是不同于平常人的。那时一度到食堂吃饭前，要在食堂门口先一块跳忠字舞，来晚的人，即便是一个人也要补跳，所以很多人晚了就宁肯不吃也不好意思一个人在那里发神经病，想来一般人也不会在家里跳。于为民还详细叙述他如何督促孩子学毛选，就连这八岁的孩子也有两套毛选四卷合订本，其中一套还是他参加全军学毛选积极分子大会的奖品。他说即使星期天，放假，孩子们也没断过天天读，往往全家一学就是半天。军代表老刘严肃地听着。现在一个营级干部在向他，一个小副排长汇报，语气又是那么谦恭，就连我也有点得意了。那时听一个在我眼里飞扬跋扈的解放军低三下四地表白，我觉得很解气，我也知道人们决不会指责我这种出身的人会和解放军学毛选积极分子勾结起来反对毛主席，我彻底放心了。于为民申诉完之后，老刘叫他到门外等一等，就和工宣队的负责人、革委会负责人及派出所警察一起商量如何处理。因为我是班主任，头一次被允许参加这样重要的会议。还是警察见过世面，他说："对这种事，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机关掌握这样一个原则：如果父母有问题，一定要从严；如果父母是被批斗的，可以把他们揪到学校连同写反动标语的学生一起批斗；如果父母是红五类，没有问题的，通知其单位，叫他们写检讨就可以了。"警察既然这样说了，其他几个人当然没有异议。老刘开门把于为民找回来，也叫我把正在空荡的教室里向毛主席请罪的于立功找来。父子俩碰在一起，谁也不看谁。开白场还是念语录，但从选的句子，于为民听出点活口，轻轻呼出口气。吕主任代表革委会谈处理意见，表示根据调查，决定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斗私批修。然后吕主任叫于为民表态。于为民首先表示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的宽大处理，然后说："这件事我有罪，"他头一次把脸转向于立功："小三，你说，我哪天不叫你们学毛选，背语录? 哪天不对你们讲毛主席的英明伟大？你为什么干这种事? 你说呀! 是谁叫你干的? 说！"看他那副样子，真恨不得一口把孩子吃了。但当那么多人的面，他只能一个劲地推呀，拉呀，不断地质问。于立功低着头，一声不吭。我的心又紧张起来，对孩子的不吭声，我不但钦服而且感谢。老刘出来解围了："我看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嘛。以后要好好教育，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现在你们父子一起向毛主席请罪吧。"我们全站了起来，分立在大桌子的两旁，面对毛主席的像。于为民和于立功站在屋子中央，手捧红语录，先向毛主席像三鞠躬。然后三呼万岁，再一起背诵老三段、新三段。最后，父子俩合唱一首歌，叫《敬爱的毛主席，我们衷心祝您万寿无疆》。一个高音，一个低音，我听了极力忍住笑。侧眼一看，那五尺高的汉子，满脸是泪，他是在呜呜地唱着。我的心不由凝重起来。这场风波终于过去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但我仍不明白为什么于立功要写那条标语。我以为那天于立功回去，一定叫他父亲打个半死，第二天来不了的。那知于立功第二天和没事人一样，又来上学了，也真怪了。过了好久，于立功才告诉我为什么他写了反动标语。他是这样说的："我爸爸老打我。他不许我玩。他一回家就叫我学毛选，还要大声念语录，好叫邻居听见。我一停，他就打我，说我对毛主席不忠。他还是学毛选积极分子呢! 打人? 哼，我就叫他当不上学毛选积极分子，所以我才写了那条。那天回家以后，他要拿皮带抽我，我就告诉他：'你再打我，我就再写。'他真就不再打我了。"以后我听说，于为民也就真被撤销了学毛选积极分子的称号。注释：
[1]三忠于四无限是文革中最著名的口号之一，即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崇拜毛主席，无限忠诚毛主席，无限信仰毛主席。
[2]早请示晚汇报是文革中一种向毛主席表示忠心的活动。方式是早上站在毛主席像前面，手持毛语录，先对相片三鞠躬，然后高唱东方红，接着背诵几段毛语录，称之为早请示，表示这开始的一天的生活是在请示了毛主席之后才进行的。晚上同样要站在毛主席像前面，手持语录，先对相片三鞠躬，然后高唱《敬爱的毛主席，我们永远祝福您》等歌曲，然后再背诵若干毛语录，表示一天的活动是遵循了毛主席的指示和教导，是谓晚汇报。
（作者注：文中人物使用了化名。）
潘士弘专列
潘士弘：我检举了她，
我们彼此把对方往死里整
潘士弘：我的五七干校在北京海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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